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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6月11日，88歲的紅色攝影家杜修賢離世了。這位專職拍攝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新華社老記者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留下大量珍貴的歷史影像，以見證這個國家曾經走過的風雨歷程。
　　他曾拍下兩位領袖的遺容，他曾動情地說過“總理喜歡我”。因為歷史的契機，他接近了權力的最高層，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東西，也因為太過接近而遭遇猜忌和歪曲。一個“近”字，給了他榮耀，也給了他傷害。如今這一切煙消雲散，他和他的照片都已匯入歷史的洪流。
　　6月22日，杜修賢的長女杜新及愛人趙長春、小女杜冰及愛人楊東旭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共同回憶子女眼中的父親。
　　最後的影像，杜家子女為父親選擇了一張身著紅色唐裝的照片，照片中的杜修賢，臉上有一抹轉瞬即逝的笑容。不少人對大女兒杜新說：“真少見，從來沒見過杜老笑。”
　　這是去年年底照全家福時，外孫為姥爺抓拍的。一輩子不苟言笑的杜修賢引起了外孫的不滿：“姥爺，你笑一個！”他只“嘿”地樂了一下，又恢復了一貫的嚴肅表情。這一天，杜修賢也第一次試用了數碼相機，隨手一按，效果不錯。女兒們為父親算了算，從第一次舉起照相機到最後一次，整整70年過去了。
　　1963年年底，周總理訪問亞、非、歐14國，杜修賢作為唯一的隨行攝影記者全程拍攝了近兩個月的時間
　　1944年，18歲的杜修賢被調入延安的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學習攝影，師從著名攝影家吳印咸。而真正開啟他紅色攝影之路的還是他被派往中南海攝影組的這一契機。從1960年開始，杜修賢擔任周恩來總理的專職攝影師，並跟隨總理出訪了亞、非、歐二十多個國家，記錄下無數總理的外交風采。自1970年起，杜修賢又兼負責毛澤東主席的晚年攝影，直至兩位偉人逝世。
　　一個黃土高坡上原本飯都吃不飽的窮娃子，走投無路投奔共產黨，30多歲即踏進中南海成為領袖信賴的人，這不能不說是杜修賢的幸運。但歷史的巨掌也不會隨隨便便托起一個人，杜修賢用他的技術、拼命和政治敏感不辱使命。
　　1963年年底，周總理訪問亞、非、歐14國，杜修賢作為唯一的隨行攝影記者全程拍攝了近兩個月的時間。當時的設備還比較落後，除了相機，杜修賢還要隨身背一個沉重的閃光燈充電箱。拍攝完現場後馬上趕回酒店沖膠卷，照片洗出來立即送審，送審通過了再用傳真傳回北京。
　　當時非洲通訊不發達，傳真不能一下子傳到北京，要通過幾個中轉站接力才行。等這一系列工作全忙完了已經是第二天凌晨，睡不了兩三個小時，杜修賢又要全程跟拍第二天的政治活動，就這樣循環往複。因為晝夜顛倒、勞累過度，杜修賢開始睡不著覺，只能找總理的醫生要安眠藥，吃上幾片才能睡一會兒。
　　杜修賢用鏡頭捕捉了大量周總理與各國人民友好交往的影像，女兒杜新至今都能從一堆照片里一眼認出哪些是父親照的，周總理臉上那奕奕的神采和發自內心的喜悅呈現得淋漓盡致。
　　在女兒們的記憶里，沒有出訪、接訪任務、不去辦公室時，父親就坐在家裡的電話機旁守著，叼著煙沉思，不說話
　　小時候，杜新和妹妹們幾乎見不到父親的蹤影。早上起來上學他已經走了，晚上該睡覺了他還沒回來。因為工作的特殊性，需要隨叫隨到，家裡安了電話，而且是兩部。在女兒們的記憶里，沒有出訪、接訪任務、不去辦公室時，父親就坐在家裡的電話機旁守著，叼著煙沉思，不說話。鈴聲一響，接了電話就走，一堆的包和行李隨時放在房間的地上。
　　杜新上中學時的一天，父親拿起自己的布鞋，那種老頭口的、納的鞋底子，翻過來突然對她說：“你看，這像米粒兒嗎？”突如其來的小幽默嚇了杜新一跳，完全不明白怎麼回事，因為父親幾乎從未跟她們開過玩笑，說過家常。
　　話不多，談不上“言傳”，也就只剩下了“身教”。三個女兒從小跟著父親在家裡洗照片，“一般人都要用計時器來掌握曝光時間，我父親靠數數，他說他的眼睛就是曝光表，全憑經驗。”
　　多年後杜新隨在新華社工作的丈夫派駐芬蘭赫爾辛基，協助採訪、拍照和洗照片，一切全靠他們自己，不能不說得益於父親的影響，同時也深深體會到了父親的辛苦與付出。
　　杜修賢的嚴格和不苟言笑，即使女兒長大成人也沒有多少改變。女兒女婿拿來拍攝的照片請他過目，他發撲克牌一樣一抽一放，偶爾抽出一張頓頓，說這個還可以。可能一摞里也就一張“還可以”。夫妻倆趕緊回家琢磨，“可以”的那張為什麼可以，剩下的“不可以”為什麼不可以。
　　從來沒見過總理髮那麼大的火，他把記者們叫過來一個個發問，輪到杜修賢總理說：“老杜，你照上沒有？”
　　話不多，是性格，也是工作的特殊性造成的。每天在領袖的身邊出入，對於國家的形勢、領導人的狀況，他擁有一般人無法獲得的近焦。
　　1971年的“五一”慶典，林彪出現在天安門的城樓上，隨後便離開了。4個月後，林彪政變不遂叛逃蘇聯，最終機毀人亡。那天發生了什麼，至今有各種版本的回憶和描述。
　　杜新記得父親親口跟她說，總理得知林彪不在了就發火了，從來沒見過總理髮那麼大的火。當時有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中央電視臺的記者，還有就是新華社的杜修賢，他們都嚇得躲在屏風後面。總理把記者們叫過來一個個發問，輪到杜修賢總理說：“老杜，你照上沒有？”
　　出於職業習慣，活動開始之前杜修賢一般會先照上兩張，心裡有了底再去找更好的角度，抓更好的鏡頭，因此只有他拍到了林彪和毛主席的合影，而電視臺的甚至連機器都沒來得及開。
　　當天晚上的電視新聞里，杜新看見的就是父親拍到的那張定格的合影，沒有動態畫面。這張照片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林彪意欲當國家主席的野心已經顯露，總理髮火也是因為如果當天見不著這樣的照片，無法向全國人民交代。杜修賢用他的鏡頭，化解了一場危機。
　　跟隨周總理16年，杜修賢對總理的感情非常深厚，總理也信賴這個瘦高個的“老杜”，拿他當自己的家人一般。
　　杜修賢一直珍藏著一張他與總理握手的合影，嚴格說來這是一張擺拍的照片。那是杜修賢剛進中南海不久，周總理在西花廳會見外賓。會見還沒開始，先到一步的總理一進院子就與在場的記者們一一握手，杜修賢連忙在旁邊舉起相機拍照。
　　與其他記者握完手後，周總理走到杜修賢面前伸出手。當發現沒人給他們拍照時，總理讓杜修賢把相機交給別人，重新補拍了一張。因為嚴格的紀律要求，身邊的工作人員很少能與總理單獨合影，這張難能可貴的照片似乎也蘊含著總理對杜修賢的特殊青睞。
　　就在杜修賢坐上回京的火車不久，蘇聯的坦克突襲了鐵列克提的巡邏隊，而他因為這封加急電報幸免於難
　　然而“總理專職攝影師”的名號在瘋狂的年代並非一件鎧甲能保護杜修賢，一國主席劉少奇尚能被打倒，何況一名攝影記者？1966年7月，杜修賢隨總理出訪羅馬尼亞回來，剛一下飛機，就被吉普車拉到新華社大院的批鬥現場戴上了高帽子，被指控是安插在總理身邊的大特務、大間諜，攝影箱子里藏著竊聽器，要他寫交代材料。耿直倔強的杜修賢拒不交代問題，隨即被下放到車間當了一名定影工人，離開了西花廳。
　　1968年，杜修賢被派往新疆伊犁與蘇聯接壤的鐵列克提地區擔任攝影任務，名義上是“體驗生活”，實為“流放”。當時中蘇邊境衝突不斷，43歲的杜修賢和其他幾個“問題”記者經常跟隨巡邏隊拍攝邊境巡邏的照片。天高地遠，離開政治鬥爭的漩渦，心情也舒暢了不少，杜修賢少有地給在部隊當兵的大女兒寄去一張照片和一封信，照片中的他身著綠軍裝，背後是廣闊的天空。
　　其實周總理並沒有忘記這個“老杜”，多次詢問有關人員杜修賢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不讓他出來工作，尋找“解放”他的機會。1969年年底，周恩來決定訪問朝鮮，出訪名單出來，發現沒有杜修賢，總理這才得知“老杜”仍在新疆，於是他指示秘書立即發加急電報，召杜修賢回中南海。
　　就在杜修賢坐上回京的火車不久，蘇聯的坦克突襲了鐵列克提的巡邏隊，巡邏隊和隨行的記者全部犧牲，而杜修賢因為這封加急電報幸免於難。此後他至死念念不忘，是周總理救了他一命。
　　他在家裡為自己設置了一個靈牌，上面寫著“杜修賢永垂不朽”，這靈牌一擱就擱了好多年
　　重返中南海擔任中央新聞組組長的杜修賢，鏡頭越發沉穩老辣。1972年尼克鬆訪華，剛邁下舷梯的尼克鬆快步向周恩來走去，三米之外已伸出手，就在將握未握之時，杜修賢抓拍下了這歷史的一瞬間。“文革”後期，領袖們逐步步入暮年，杜修賢的鏡頭也清晰地記錄下了周總理佈滿面頰的老年斑和毛主席日漸塌陷的身軀。
　　時代更迭，歷史的車輪誰都無法阻擋。1976年1月8日，飽受病痛折磨的周恩來溘然長逝。逝世消息還沒公佈時，杜冰清楚地記得，回到家中的父親心情特別低沉。家裡剛好來了個親戚在看電視，他發了一通火，把電視機關掉了。家人們都莫名其妙，後來才得知是總理走了。
　　待遺體告別結束，完成了全部拍攝任務，杜修賢回到西花廳，在鄧穎超大姐面前大哭一場，釋放他忍耐已久的悲痛。
　　粉碎“四人幫”以後，因為長期擔任高層領導人的攝影師，杜修賢受到了長達4年的審查。“學大寨”時期，江青曾讓他給每個代表都拍一張照片，他也當面拒絕過，說對不起，沒膠卷了。換其他人誰敢？但他畢竟只是一名攝影記者，只能服從組織的調度，讓拍什麼就得拍什麼。
　　1980年，杜修賢恢複原職後淡出紅牆，擔任中國圖片社副總經理，直至1988年離休。
　　對自己遭遇到的懷疑與不公，杜修賢在家人面前並沒有過多地談論，但家裡有一個他為自己設置的靈牌，上面寫著“杜修賢永垂不朽”，在小女兒杜冰的記憶里，這靈牌一擱就擱了好多年。女兒們都知道他最喜歡的一句話就是“寧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這也是父親性格、為人的真實寫照。
　　大女兒告訴父親：你等等，等我回來幫你寫自傳，但杜修賢回答：我等不及了，我要給我自己平反
　　或許是該拍的已經拍夠了，離休以後的杜修賢不再摸照相機，而是專心侍弄起郊區院子里的那一畝三分地。每天從天亮一直忙到天黑，房前屋後種滿了豆角、茄子、西紅柿、辣椒……
　　他喜歡看各種瓜和葫蘆弔在半空，收穫的聖女果拿給女兒們嘗鮮，結的大南瓜挨個擺一地。院子里還養了鳥、魚、狗和雞，母雞年年下蛋，一派悠然的田園生活氣息。
　　早些年杜修賢還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後來腿不太好了便幾乎不再出門，也不希望有人打擾。
　　杜新去赫爾辛基之前，曾陸續有一些關於父親的文章發表，她知道父親有一些話想要說出來。她告訴父親：你等等，等我回來幫你寫自傳，但杜修賢回答：我等不及了，我要給我自己平反。等杜新和丈夫回國休假，《紅牆里的瞬間》、《紅鏡頭》等一系列書已經出版。
　　杜新夫婦陸續在赫爾辛基待了20年，去年3月退休回到國內。在郊區養老的父親已經不太愛跟他們說過去的事情了，他只是把自己的書一一簽上名字，送給他們。
　　今年年初，看到父親總是咳嗽，女兒們就聯繫了醫院想帶他查查。車都停在門口了，無奈老父親死活不去。家人都知道他特別不喜歡上醫院，不喜歡扎針，從來不體檢。況且抽煙凶本來就容易咳嗽，也就隨他去了。
　　可到了4月份，聽他的咳嗽里有痰，畢竟88歲了，不能掉以輕心，女兒們就拿話哄他。之前杜修賢安了心臟起搏器，原本每年都該去醫院檢查的，可他抵觸情緒很重就沒查過，最終杜冰用“去查查起搏器，不然有電沒電都不知道”勸動了父親。
　　片子拍出來，馬上就被確診為肺癌晚期。因為歲數大了，不可能手術或放化療，家人採用了抗癌的靶向藥，一天一片。杜新說，效果其實很好，不到一個月再拍片子就控制住了，胸水也減少了。父親最終去世是因為合併感染，還有就是本身太虛弱了，全身多器官衰竭。
　　自始至終，家人都沒有跟杜修賢明說病情，但實際上他早有判斷，他曾說：“我到時間了。”之後戴上了呼吸機，便未曾再開口。
　　拍了一輩子照片，特別是紅牆內的攝影生涯，留給杜修賢的印記之一就是濃重的煙癮，一根接一根地抽，直到卧病之前還是一天兩三包。
　　年輕時候工作那麼拼命，常常熬夜，全靠煙才頂下來。他很清楚自己的肺早晚有問題。
　　他只抽中南海，一根煙抽完，煙灰從頭到尾不掉落，這也是端照相機留給他的另一個特殊印記。文/本報記者 顏菁圖片提供/杜新
　　杜修賢，1926年11月出生，陝西省米脂縣人。1940年8月參加革命，1948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9月在延安中央出版發行部任勤務員，1942年12月到延安新華書店任通訊員、管理員。1944年在延安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學習攝影，師從吳印咸。1945年10月分配到十八集團軍野戰軍政治部任攝影員，1947年10月擔任第一野戰軍政治部宣傳部攝影隊副隊長。1954年調新華社北京分社任攝影組組長，1955年12月調入新華社攝影部工作，1960年1月任新華社駐中南海攝影組副組長。1966年任新華社攝影部中央新聞組組長，1971年任新華社攝影部副主任兼中央新聞組組長。197v2年擔任中央外事攝影協作小組組長，1975年當選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1982年任中國圖片社副總經理，1988年離休。　　（原標題：快門不再按下 曝光仍在繼續）